“国学”又称“汉学”或“中国学”,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。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、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旁及书画、音乐、术数、医学、星相、建筑等诸多方面。
“国学”这个名词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但是 “西学东渐”改良之风正值炽。张之洞、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,提出“中学”这一概念,并主张 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,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。“五四“运动期间,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,将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罪于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,归罪于以孔子和四书五经,提出“打倒孔家店”等激进口号。但胡适等人在运动后期则针对性地提出“整理国故”口号,主张 “研究问题、输入学理、整理国故、再造文明”的口号,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,为中国的新生寻找出路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批判胡适洋奴买办哲学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,以及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,“国学”作为一个口号或名词已基本消失。只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,随着“爱我中华” 之风日炽和“中国崛起” 口号之响起,尤其是“孔子学院”在海外的遍布和祭孔大典在国内的连续上演,“国学”方在海内外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火起来。但是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挟泥沙俱下”。一些文化投机者也看准这个“牛市”,将阴阳八卦、谶纬迷信、星相占卜、特异功能、巫婆神汉、建阴宅、拜神庙,乃至恢复繁体字,倡导小学生读经,都贴上振兴“国学”的标签。
关于中华文化的特征,梁漱溟先生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一书中将其概括为十四点,即:广土众民;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;历史悠久,并世中莫与之比;明明白白有伟大力量,又的的确确指不出来其力量所在;历代不变的社会,停滞不进的文化;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;家庭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生活;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迈进;民主、自由、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,法制之不见形成;建国之基础以道德伦常礼教,而不以法律,道德气氛特重;以儒学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是中国社会牢固的安定力,使得它经过无数次的大小变乱仍不解体;兵民合一,全国皆兵;孝的文化;“隐士”是中国的特产。
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、史学、宗教学、文学、礼俗学、考据学、伦理学、版本学社会科学知识,以及医家,农学、天文、历法、算法、术数等自然科学知识,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。国学的分类方法有两种:一种是“四库全书”的分类方法,它把国学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。“经”是指儒家经典,如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等,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,如《尔雅》;“史”指一些史学著作,包括通史,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郑樵的《通志》,断代史,如班固的《汉书》,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、欧阳修等的《新五代史》等;政事史,如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等;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,如杜佑的《通典》、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等;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等。“子”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。如儒家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,法家的《韩非子》、《商君书》,兵家的《孙子》,道家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,以及释家、农家,医家,天文算法,术数,艺术,谱录,杂家,类书,小说家皆入“子部”。“集”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。个人的称为“别集”,如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王荆公集》等;总集如《昭明文选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玉台新咏》等。四库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戏剧作品如《长生殿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也属集部。
另一种是按内容分类,开始分为三类:义理之学,阐明事物道理,也就是哲学;考据之学,从事历史研究,也就是史学;辞章之学,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、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,就是文学,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。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:一是经世之学,即治国驭民的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;而是科技之学,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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